郑炳林，一位杰出的敦煌学研究者，近期荣获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他自2007年起，便与他的团队投身于编撰《敦煌通史》的宏伟工程，并于2023年成功推出了这部包含七卷、总计超过330万字的巨著。

在兰州大学的课堂上，郑炳林教授以生动的例子，如不同马种穿越丝绸之路的意义，向研究生们展示他对历史细节的深入挖掘。他带领学生们穿越西汉至近代的历史长河，探讨敦煌的政治经济制度乃至居民生活习俗，力求全面呈现这片土地的历史风貌。郑炳林坦言，贯通敦煌数千年的历史研究并非易事。

领军人物，铸就煌煌巨著

敦煌的玉门关和阳关，作为古代重要的军事关隘，其设置的考量一直是历史爱好者关注的焦点。郑炳林在《敦煌通史·两汉卷》中，专门辟出章节，详细考证了西汉时期这两座关隘的设立时间和具体功能。他指出，敦煌自建郡之初便是一个多元文明交汇的交通枢纽。为了更系统地梳理敦煌的历史脉络，编撰一部完整的《敦煌通史》成为必然选择。

2007年，在一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评审会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提议郑炳林，依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雄厚实力，牵头编撰《敦煌通史》。此前，郑炳林已在敦煌学领域深耕二十余载，但研究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。为了实现敦煌历史研究的全面贯通，并提升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，郑炳林毅然决定承担这一艰巨任务。

《敦煌通史》的编撰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，郑炳林团队的核心成员均是他亲自培养的博士或博士后。他深知挑战巨大，但团队充满信心。在编写《敦煌通史·两汉卷》这一体量最为庞大的卷册时，郑炳林与博士研究生司豪强共同执笔。甘肃简牍博物馆的成立为研究提供了宝贵契机，特别是悬泉置汉简等大量敦煌汉简的释文，为研究两汉时期的敦煌历史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一手资料。这些汉简涵盖了行政、军事、对外交流、交通、社会生活以及私人信件等方方面面，郑炳林团队通过反复研读和比对，从中发掘出诸多新见解。

统筹规划，汇聚七卷成篇

《敦煌简史》，这部由330万字的《敦煌通史》浓缩而成的65万字著作，已数次加印，足见其受欢迎程度。作为团队中的中坚力量，副所长魏迎春在郑炳林的指导下，与同事们共同构建起《敦煌通史》的研究框架。她强调，编撰通史不仅在于篇幅的庞大，更在于系统性的统筹协调。卷册的划分并非仅依据朝代更迭，更要考量不同历史时期史料的研究价值，并遵循“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”的研究原则。

项目启动之初，团队规模尚不足十人，如何进行有效分工是关键。郑炳林和魏迎春深入了解每位成员的研究专长，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卷册主题和撰写任务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们既遵循了传统史学的写作体例，又突出了重要历史事件，并努力平衡各卷之间的篇幅。历时17载，七卷本《敦煌通史》终于问世。郑炳林表示，在这次“实战”中，团队在工作调度、方向确定、作者协调以及与出版社沟通等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

《敦煌通史》出版后，郑炳林团队应邀开始编撰《凉州通史》。凭借《敦煌通史》的编撰经验，团队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十卷本的巨著，并于去年底发行。

青年学者，填补史学空白

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，在研究《敦煌通史·吐蕃卷》时，通过对古代记账文书等资料的分析，发现了1000多年前敦煌农民麦子加工费的变化，并由此推测当时加工工具的效率可能有所提升。郑炳林教授鼓励她从古人的生活视角出发，深入理解历史。陈继宏通过学习藏文，对照研究不同时期的敦煌文献，努力将不同时代的敦煌历史衔接起来，以更全面地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演变。

副教授陈光文负责《敦煌通史·西夏元明清卷》，这一卷的时间跨度最长，基础资料也最为薄弱。尽管海上贸易兴起导致敦煌的商贸和对外交往作用有所减弱，但仍有许多人沿此路线行走，并留下了丰富的游记和见闻。为了攻克西夏文资料的难关，陈光文在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的西夏文题记研究中提出了新见解，丰富了《敦煌通史》的内容。郑炳林教授鼓励他在研究中大胆创新，努力填补历史空白，并要求他保持持之以恒的研究状态。

郑炳林表示，团队的研究仍在继续，目前正在打磨“汉唐敦煌史”书稿，并计划推出《敦煌西汉史事编年》等新成果。

记者手记：精微与宏观的结合

在采访中，记者深刻体会到，编撰一部高质量的敦煌通史，不仅需要长期的潜心研究，更需要深入学术的“深水区”。这既需要严谨的科研态度，也考验着学者把握“细节与全局”的学术功底。

“精之于细”是学术创新的方法论，正如《敦煌通史》中对墙壁题记等细节的深入考证，正是这种对每个细节的精心钻研，才构建出“有血有肉”的学术成果。

“合之于纲”则是博采众长、贯通脉络的方法论。《敦煌通史》凝聚了整个研究团队的心血，融合了不同学者的学术精华。郑炳林教授在确立研究方向的同时，充分尊重团队成员的主动性和创新性，将个体研究汇聚于同一学术目标，最终成就了这部既精彩又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著作。